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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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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超過11年的推廣,“兒童主任”的作用逐漸得到社會的認可和支持。近期,國務院未成年人保護工作領導小組印發首個工作文件,落實未保法配套政策和重點任務,其中提及“每個村(社區)至少設立一名兒童主任”,首次提出實現專人專崗。但同時,沒工資、不專業、沒人干等現實窘境仍待解。

兒童主任被認為是政策的傳遞者,也是孩子的守護者,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認為,這是真正“將未保工作扎進泥土”的制度。


事實上,“兒童主任”項目已在基層以民間力量推行了11年。2010年,時任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的王振耀牽頭組織“兒童主任”項目,并首先在5省120個村內進行試點。隨著兒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護工作越來越受到重視,兒童主任作用逐漸得到社會的認可和支持,但同時,沒工資、不專業、沒人干等現實窘境仍待解。

“必須有人把政策送到需求旁邊”

兒童主任,乍聽來與“婦女主任”類似,具體做什么?《國務院未成年人保護工作領導小組關于加強未成年人保護工作的意見》(下稱《意見》)中明確了四大方向——推進兒童保護組織與機構的建設;指導對兒童家庭監護的監督和報告;加強兒童活動場所、服務設施的建設與開放;指導對兒童福利政策的宣傳。


王振耀對此舉了個例子。2010年,還在民政部任職的王振耀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一行赴云南慰問困境兒童時了解到,當地一名兒童得了疝氣,手術3次未根治,無法上學,手術費卻花了近3萬元。其實,困境兒童兜底政策已經鋪開,孩子本可以到更好的醫院接受免費治療。


“兒童身邊必須有連接政府與百姓的人,把政策送到需求旁邊。”王振耀說,通過社會工作的方法,能夠將特殊兒童群體問題妥善解決,最終形成一套完整的工作機制。這也是兒童福利示范項目的源起。


關于“兒童主任”的詳細職責,2019年5月,民政部等10部門曾在困境兒童保護方面發文明確:定期隨訪監護情況較差、失學輟學、患病、殘疾等兒童,協助提供監護指導、返校復學、落實戶籍等具體工作。

以專業化視角成為兒童權利的守護者

但在實踐中,具體工作不局限于上述兩個文件中要求的內容。


四川省內江市鶴林村有300多名兒童,其中留守兒童接近200人。曹麗君是這里唯一的兒童主任。六年中,她做得最多的就是家訪,挨家挨戶收集梳理兒童信息,介紹兒童保護政策和知識,給孩子做學業輔導和心理疏導,盡可能幫他們解決問題。


去年疫情期間,曾出現未成年人自殺或死亡的極端案例。在監護缺失的情況下,特殊情況兒童的專業照料問題得到重視。隨后,民政部連續出臺通知、方案,首先便是明確兒童主任要及時發現報告,并具體要求分類做好臨時照料。


王振耀認為,這是開始注重依照現實情況,站在兒童視角關注具體問題的體現。“就像看到池塘,就應當想到兒童溺水風險,兒童視角的專業化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兒童主任不僅是國家政策的傳遞者,還是兒童權利的守護者。”


試點11年后,兒童主任的專業化效果逐漸在云南鄉村顯現。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盈江縣有一對困境姐弟,兒童主任杜賽芳幫他們落戶口、上學籍、申低保、修房屋……去年疫情期間,其繼母在境外無法返回,杜賽芳一邊聯系在福建打工的孩子父親,一邊連續18天到孩子家中做飯照料。


有聲音認為,《意見》要求每個村(社區)至少設立一名兒童主任,為流動兒童、留守兒童和困境兒童家庭支持不足、社區保護不夠的問題,提供了破解之道。

2019年9月,瑞應前往學校了解一名孤兒的學習生活情況,目前瑞應是他的監護人。受訪者供圖

問題1:沒工資,誰來做?

“專人專崗”后,資金問題有望改善

2019年發布的10部門聯合意見要求,兒童主任由村(居)民委員會委員、大學生村官或者專業社會工作者等擔任,優先安排村(居)民委員會女性委員擔任。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兒童社會工作發展中心主任徐珊介紹,村民對本村風俗人情和兒童狀況最為了解,外來人員常常難以融入。實際情況中,兒童主任確實大多由村里的女性擔任,且多數已為人母。


在過去的地方試點中,兒童主任僅是公益方向的學術研究實踐項目,“主任”來自于基層口口相傳的稱謂習慣,并非行政職務,多數地區的“兒童主任”實際上是領取少許補貼的“志愿者”。


瑞應來自云南省瑞麗市俄羅村,是第一批試點選拔出來的兒童主任。俄羅村有936個孩子,家訪調研、整理檔案、組織活動、參加培訓、聯絡各組織機關,各種相關工作填滿了她每天的日程。但從2010年的每月600元,到現在的每月800元,兒童主任這項工作帶來的收入始終難以支撐她的家庭日常開銷。


“我們這里一般工作收入也有三四千元,外出務工收入更多。”因此,當地村民幾乎不會選擇兒童主任這份工作,連對兒童工作十分有熱情的瑞應,也必須做些其他兼職保證生活。


資金一直是兒童主任項目試點過程中面臨的難題。


兒童主任試點項目里,資金大多來自于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中國扶貧基金會等公益慈善組織,財政狀況好些的地方政府也會視情況予以一定補貼。“補貼最高的是寧夏,每人每月補300元;湖南每人每月補200元;有些省份沒有。”王振耀說。


實施過程中,用“一塊錢掰成八瓣兒花”形容也不為過。王振耀介紹,普遍來講,每個村的預算一年只能三萬元,分成三份,一份建設“兒童之家”,還需購買書本、玩具等;一份留給兒童主任做補貼;一份留作購買培訓教材、組織活動的經費。算下來,兒童主任補貼每個月緊緊巴巴能有800元。


《意見》提出,兒童主任要專人專崗負責未成年人保護法定職責。對此,王振耀十分欣喜,“這也就意味著,兒童主任工作將成為一套系統,首次進入到國家體制中。”


兒童主任的工資補貼等問題會不會因此有所改善?“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王振耀指出,解決資金問題需要一定過程,打通進入財政機制和民政系統補貼機制的渠道,“有了國務院文件作為依據,這個問題將逐步得到解決,兒童主任可以接受更多專業培訓,生活也能得到改善。”

問題2:“農村婦女”如何邁過專業門檻?

從怎么玩游戲、如何填表格教起

讓瑞應焦慮的是,要是再過兩年她干不動了,誰來接手?


最理想的狀態當然是每村一個專業社工,然而,截至2020年底,全國青少年事務社工23.29萬人,在村莊數量逐年減少的情況下,截至2019年底,全國行政村也有53.3萬個,存在較大差距。


“我們村好幾個媽媽對兒童工作感興趣,但許多偏遠地區的農村女性知識水平有限,甚至還有文盲。”這讓瑞應十分頭疼。


專業培養是唯一的方法。


從2010年兒童主任項目實施開始,徐珊就一直嘗試開發人才培養體系,經過十來年的摸索,在多所高校教授指導下,兒童主任試點項目建立了一套有中國特色的兒童社會工作體系。


徐珊介紹,一開始,培養體系設計完全照搬高校社工專業內容,但實地工作時發現,來學習的“學生”也許只有小學文化水平,甚至不識字。專家們講帶孩子開展游戲活動,可寄到村里的玩具,兒童主任都不知道怎么玩。一番學習后并無明顯成效,來參與的兒童主任反而更加一頭霧水,不知如何開展工作了。


實地調研后,培養體系進行了幾次大調整,形成了一套三級培訓培養體系。


在2021年1月最新版的培養手冊里,入戶家訪時的溝通技巧等都被清晰列出,每張入檔文件每個空如何填寫都做了明確標示。此外,新上任兒童主任如何與家庭建立關系等,都是初級培訓目標。


中級培訓會增加溝通技巧等難度,徐珊舉例,當面對兒童受侵害情況時,若溝通不暢,孩子可能不愿意透露,但如果錯誤溝通,則可能給孩子帶來二次傷害。


一段時間工作后,兒童主任的心理健康也不容忽視。“兒童主任每天都面對幾百個孩子,工作壓力很大,再加上看到孩子的困難情況,自己也會受到影響。”徐珊介紹,培訓課程從壓力管理、情緒管理、倫理困境等方面,為兒童主任提供心理輔導。


更進階的課程則需要分具體情況討論,會涉及兒童侵害的社區預防識別、殘障兒童的平等融入、兒童性教育和青春期溝通疏導等,培訓內容將隨著其工作的不斷深入而逐漸專業化。


徐珊告訴記者,隨著兒童主任崗位逐漸在全國覆蓋,線下培訓難以滿足廣泛需求,網絡培訓課程應運而生,并在去年疫情期間得到進一步推廣和使用。“公益項目資金有限,捐獻方更愿意把錢直接用在孩子身上,也就是物資捐贈和救助一類。我們希望社會能更重視面向兒童主任的培訓,重視專業服務對兒童更長遠的影響,一起推動這套培訓體系不斷推廣。”徐珊說。